来源：雪球App，作者： 吉米君，（https://xueqiu.com/5438041668/136311707）
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当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200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甚至更加有意义？
换句话说，通过问为什么印度现在还没实现工业化，我们可能发现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印度的根本原因。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私有财产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棉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在18世纪从印度向英国的转移也不是印度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印度有200年的时间观察、学习和效仿英国，并夺回她的比较优势，就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做到的那样（中国在1995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研究者们倾向于问为什么在17、18世纪，拥有卓越纺织、炼铁技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繁荣经济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而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贫穷，无法实现工业化？简单地把工业化失败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保护和榨取性制度（如制度学派所深信不疑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误人子弟的。
文一教授写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通过亲身经历中国的伟大工业革命，来探究以上问题，试图找出工业革命的秘密。工业革命的逻辑绝非短短一篇文章数千字可写清的，这里，本人以精简的文字分享文一教授的研究所得。
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步骤
1、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几千年来都是重农主义，虽然历史上不乏发明创造，但主要发生在农业部门，因此这种进步很快转变为大幅度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1500-1900年，中国的人口从1亿增长到4亿，翻了4倍。在毛泽东执政时期（1949-1976年），尽管可耕地没有增长，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高使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岁，总人口从6亿上升到10亿。但是，生产率的提高只是转化成了人口的增长，而没有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什么老百姓“选择”增加人口吸收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而不是通过积累财富变得更加富裕？
食物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几天不吃要饿死，但肚子一旦饱了，食物的边际作用就很快降为零——吃不下了。况且食物的储存性很差。那么，如何处理因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的过剩食品呢？在没有工厂、汽车、商场、酒吧、高速公路、旅游胜地等——没有娱乐活动、商品匮乏、人均寿命低下的年代，额外的食品能够带来的最功利的回报只有生育孩子。用多出来的食物去养活更多的孩子是这种环境下的最优个体选择。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社会则不一样，大量大劳动力被分配去生产一系列的工业消费品，人们通过积累耐用的消费品或其代表符号的金钱、股票、债券等权益而变得更加富有。工业化丰富了消费品和人的选择，最终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偏好，把人们的激情从生孩子转移到了工业消费品上，促成了从积累人口到积累物质财富的历史性转变。
工业化首先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停止在农业部门工作，并开始在工厂里生产工业品。而这的前提是确保粮食安全，这要求单位土地的粮食产出提高，且避免靠天吃饭的情况。1959年中国地方政府在分配3000万-5000万农民去大炼钢时，可能就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现实是我们高估了大规模组织化农业的劳动效率，忽略了原始农业生产缺乏规范效应，低估了土地边际产量对劳动力投入的迅速递减，从而导致了1960-1961年的严重粮食短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78-1988年间，中国每年3000万至9000万农民去当地乡镇企业工作，缺没有遇到粮食短缺。在这十年，中国农村工业品产量增长了15倍！中国在没有破坏粮食安全的情况下，成功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这秘诀是什么呢？
2、农村地区的原始工业化
农业生产是比较特殊的，它不需要大规模团队和超越家庭成员的合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农业对劳动力协作的边际效用很低。因此1958年，把农业生产组织成大的企业或者公社来提高生产率是一个失败的选择。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农民个人努力之间缺乏互补性，一旦形成巨大的生产单位，容易产生搭便车的道德风险，反而降低了生产率。甚至在西方，农业部门都是最后一个工业化的部门。例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才实现完全成熟的机械化耕种，与它在19世纪中期就实现了纺织业的机械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1978年，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是非常英明的一步，但是这个改革并不是首创，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清朝和民国时期，农业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或打破粮食安全和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这是为何？
不同之处在于，邓小平治下具有三个以往年代缺乏的因素：（1）农民在产品分配上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2）农村灌溉系统和村镇之间的公共道路——基础设施的匮乏使得以往年代生产率低下且对自然灾害的高度敏感；（3）对多样化农产品有大量需求的市场和能够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原始工业。
中国式的农村原始工业化——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起，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特有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现象，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实质与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发生在英国乡村的工业化是一样的。
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英国乡村工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英国农民参与到手工制造业（尤其是纺织品）生产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式制造业承包和乡村作坊不断涌现，并演变成为原始的劳动分工和产业链聚集为特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原始制造业。这种原始的模式是引发工业革命所必需的程序，而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兴起正符合这一历史规律。
3、重商主义政府和市场的创造
电影盗梦空间里问到：“这个世界上最顽强的东西是什么？病毒？细菌？还是蛔虫？”都不是，是人的思想。中国是农耕文明的古国，历来就是重农抑商，更别说自明朝开始闭关锁国五百多年，要让这么一个尊重传统的、顽固的家伙燃起对商业的激情，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来说绝非易事。它要让人们对他们的信念，对他们所认为的正确和错误的东西有一个根本性的思想上的转变，这颇为不易。
1978年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资源分配和生产是根据政府计划决定的，而不是根据市场机制。这样的设计主要就是当时思想上的限制——认为自由市场买卖活动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剥削。自由市场和套利行为会滋生欺诈、不公平和投机行为，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宏观经济不稳定，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因此绝对的自由市场和没有自由的市场都不可取。1978年后，中国的领导层转变了思想，有了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实际的发展战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把经济发展放在了首位，并且认为市场交换和中央计划是可以相容互补的。他相信在一个强大的政府统领下，在确保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是可以建立一个可控制的自由市场的。政府的许可和鼓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引燃了中国的工业革命。
所以，问题或许不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978年后突然开启一场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为什么在这个被西方人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看不起的农村运动后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而是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像英国那样在更早的中国，比如具有很好的私有产权保护的清朝和民国时期？现在这个答案很清晰：以往的时代，中国缺乏统一的国家意志和战略去引导商人为广大农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供应链。大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商人阶层）的缺乏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来创造，1978年后的中国政府，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回顾英国工业化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为了给国内剩余产品创造市场，英国采取战争的方式，强行打开海外市场，并有无敌舰队的保驾护航。西方的工业革命靠着美洲黄金、黑奴贸易和坚船利炮，而中国则是和平崛起，这也是颇为不易的。
工业革命的发展规律和教训
1、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有过吸引海外直接投资的巨大努力，并在主要城市建立了”高效“的现代化制造业，却依然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阶段——原始农村工业化阶段。工业革命的进程更像是一个有机体的生长过程，你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从胚胎开始，慢慢进化，若跳过原始阶段，采用器官移植——直接引进外国先进制造业，是无法成功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失败的工业革命——清末、民国时期、1978年前的工业化尝试，这三次都是采用了直接引进国外先进制造业，在城市开展重工业，这种缺乏基础、违背工业革命逻辑的尝试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2、仓促地建立高科技、大规模的现代重工业，或是过早的建立现代金融和政治体制反而破坏了金融和政治的稳定性。这些方式违反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理，即国家财富的创造基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工业化、规模化的生产需要规模化的市场和规模化的营销网络才能有效运作和盈利。因此，这些错误的发展战略背后隐含着对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忽视——供给本身不能自动创造出对其自身的需求。
3、纺织业是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行业。工业革命最先发生在英国，并且最先从纺织业开始。与英国相同，美国、日本、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是由纺织业开端的。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发生在纺织行业，是因为：（1）在所有经济活动中，食物、衣服和住房是最基本的，而在所有天然衣服纤维中，棉纤维是最具柔韧性和最容易由机器控制生产的；（2）与食物和建筑比，纺织劳动更为轻便，简单易上手，无需熟练工，适合妇女儿童，可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3）纺织业不依赖气候、季节、土地，可以通过简单重复劳作来完成，因此最适合用简单的工具来实现机械化；（4）与其他轻工业产品比，纺织品的市场是最大的，可以支撑规模化的产出。
4、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都是轻工制造业，而非重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多数乡镇企业使用非常初级的工具和机器进行生产，这对能源和重工业的需求是较小的。到了90年代末期，随着资本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开始由于长期积累的巨大需求而变得有利可图并逐步建立，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才开始刺激能源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引爆了当年卡尔马克斯在英国观察到的以能源、运输、通信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生产机械化工具和重工业中间产品为标志，也就是生产机器的机器。它们不是最终的消费品，而是中间产品，它们无法单独存在，无法直接卖给消费者，而是为实现更高的生产力而出现的工具。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期，一带一路，以及对非洲、东南亚等兄弟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输出正是为了打开国外的重工业的市场，消化国内已经过剩的重工业产品，以使得中国可以顺利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
5、西方制度学派过分强调了法律制度、产权保护、自由民主等现代化因素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这种观点与经济学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盗窃。整个英国依赖民间的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现代法律和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残酷惩罚；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有些发展中国家——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被西方国家用某些手段推翻强权政府，建立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后并没有带来工业化的开始，反而引发了政治、社会、经济的动乱，生产力水平还不如以往。究其原因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法制、福利等现代化文明因素，是工业化的产物而非原因。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注定要失败的。
综述
中国的和平崛起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就是遵循了英国、美国、日本的工业化发展逻辑。这个逻辑用一句话讲就是：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从农村轻工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开始，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创造、组织的规模化的市场，通过技术创新、自由市场的竞争，形成产业的迭代发展，最终形成自我反馈的飞轮，引爆工业化革命。只不过，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勤劳的人民、和平的环境以及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的时机，让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以和平的方式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充满血腥与武力的道路。工业革命的实现需要正确的发展战略、合理的发展顺序、步步为营的工业政策和制度建设。这一切需要建立在国家能力和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工业革命之路没有捷径，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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